2019年，伦敦成为全球第一座国家公园城市。同年，作为建设标准的《伦敦国家公园城市宪章》颁布，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公园城市评选也在同步展开。不过，当时有舆论认为，这是伦敦通过新概念，营销城市而已。
次年，《伦敦规划》展露出伦敦「绿色治城」的决心：「环境战略」是城市未来发展的重心，除国家公园城市改善计划，零碳城市、韧性城市等绿色城市打造计划均囊括其中。
伦敦之所以能推动环境战略实施，离不开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的公园系统：上世纪40年代大伦敦规划的「绿环」规划之后，伦敦绿色空间一步步向内延伸，逐渐建立起由「绿网」、「绿楔」、「绿斑」组成的公园网络。
▲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，现如今的伦敦「绿环」并非连绵不断的绿带，而是混杂着公园、农地、城镇的绿廊这些绿色空间并非连绵不断，而是混合着众多城市功能，且功能定义已从空间的绿色，转向强调经济、社会属性的空间作用。
▲ 伦敦下利亚山谷绿带与沿线的科技园区结合，成为休闲配套
不得不提的是，这些绿色空间在城市中的占比只有30%多，分布也极为不均匀（主要集中在外围绿环）。
19世纪末，埃比尼泽·霍华德的「田园城市」*概念，让欧洲重新审视城市未来的发展规划。二战后，众多城市在重建过程中，引入并实践了田园城市理念。
*田园城市：借助田地或花园的空间围合，平衡住宅、工业和农业区域比例的一种新型城市模式。借助这种绿环结构，解决工业革命时代，令人头疼的大城市病。
伦敦是先行者之一，《1944大伦敦规划》中提出通过绿环控制城市规模，防止郊区小城镇被吞并，承接城市分散的功能。
▲ 《1944 大伦敦规划》中的绿环（来源：flickr）
1952年，城镇发展法案通过，绿环外围将建设8座新城，接纳伦敦外迁的制造业和产业人口。如哈罗新城承接食品加工，克劳利承接机械制造等，这些城市人口保持在5—10万人之间。
随着城市的再次繁荣，空间又变得拥挤不堪。1969年，绿环外开始建设3座第三代新城，它们不再是承接功能疏散的卫星新城，而是功能完善、独立运行的「反磁力中心」，与伦敦内城的关系，从配合变为竞争。如新城米尔顿凯恩斯，聚集着内城迁来的企业总部，还是英国最有活力的初创公司聚集地之一。
不久后，制造业大衰退时代来临，伦敦内城失业率居高不下，「空心化」严重（1951—1981年，城市人口减少150多万）。短短几年间，绿环成为人们前往新城找工作与通勤的障碍，绿环的发展就此停止。
1977年，《内城地区法》颁布，伦敦发展重心重新回归内城。城市产业正逐步转向金融、文化、旅游等为主导的三产，环境成为城市越发重要的竞争力。1990年代，「绿色战略报告」颁布，内城区通过「绿链模式」挖掘路网、水网的空间新价值。
2000年初，「100个公共空间计划」则依靠公共空间改造，为城市制造「新空间」。2004年，《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》将绿环、绿链、公共空间纳入整体环境规划之中，视为伦敦作为全球化城市的竞争力。
之后的「绿楔」战略，逐渐融入伦敦5条产业走廊，成为拯救绿环外围日渐「衰落」新城的绿色动脉。
就这样，不断进化的公园系统，成为建设国家公园城市、绿色城市等城市新发展目标的骨架。
▲ 摄政运河改造区全长14公里，分为多个主题区，成为市民休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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